他的军衔难以定论，元帅或大将都可能，曾对儿子说：苏联同职务是元帅！
1948年冬，北平城内，滕代远接过中央关于铁路工作的安排，离开了自己熟悉多年的部队。此时的他44岁，正是军事生涯经验最丰富的时候，却转身走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。 这次转身，后来影响了他是否参加1955年的授衔，也让许多人在谈及开国将帅时，常常忽略了这个名字。 滕代远1904年出生于湖南麻阳。青年时期，他在学校接触到进步思想，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那时的湖南局势复杂，农民运动风起云涌，他先后在长沙、平江一带开展工作，很快显露出组织和动员方面的才能。 大革命失败后，白色恐怖笼罩各地，滕代远被敌人列入缉捕名单。危险没有让他退缩，反而使他更加清楚，单靠宣传和组织群众已经不够，必须建立能够保护革命力量的武装。 1927年秋收起义后，湖南部分地区准备重新打开局面，滕代远被派往醴陵。他组织农民赤卫队，建立游击力量，还曾两次率队攻打醴陵。战斗没有达到预期，部队也付出了代价。 这段经历让他意识到，革命武装不能只凭热情作战，还需要成熟的军事指挥和成建制的部队。随后，他接受组织安排，前往平江，争取改造湘军第一团。 这支部队的主要负责人，正是彭德怀。两人此前并非旧交，但在革命目标上很快取得共识。1928年7月，彭德怀、滕代远等人在平江发动起义，部队随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，彭德怀任军长，滕代远任党代表。 敌军迅速展开围攻。为了保存力量，红五军主力向井冈山转移，留下一部分力量在湘鄂赣地区坚持斗争。1928年底，彭德怀、滕代远率部抵达井冈山，与毛泽东、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会师。 会师的意义，不只是增加了一支部队。红五军带来的，是湖南地区经过斗争锻炼的干部和战士，也使井冈山的革命力量得到补充。此后，红五军发展为红三军团，滕代远继续担任政治委员。 当时中央苏区的红军力量，主要由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构成。滕代远作为红三军团的重要领导人，地位十分突出。红一方面军成立后，他还担任过副政治委员。这个职务安排，足以说明他在早期红军中的分量。 有意思的是，滕代远并不是后来才进入军事领导层的人物。他参与创建红军部队，长期担任方面军和军团一级领导职务，资历与贡献都很深。若只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历，他完全属于人民军队的创建者和重要领导者。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，他继续承担重要工作。解放战争后期，铁路运输成为支撑大规模作战和经济恢复的关键环节。1948年，滕代远离开军队，出任中央军委铁道部部长，开始负责铁路修复、运输和管理。 这是一个极其艰苦的岗位。铁路刚从长期战乱中恢复，线路、桥梁、机车和人员都十分紧缺。前线需要粮食、弹药和兵员，后方也需要尽快恢复生产。滕代远把主要精力放在铁路系统建设上，许多工作并不显眼，却直接关系到战争进程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他继续担任铁道部门负责人，并在1954年起担任国务院副总理。职务变化意味着工作重心已经从军队指挥转向国家建设，而1955年第一次全军大授衔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。 授衔前后，军队内部曾对部分高级干部的军衔安排反复讨论。滕代远的情况尤其难办：论革命资历和红军时期的地位，授予元帅并非全无依据；若按后来长期担任的军事职务衡量，列入大将范围也说得通。 但授衔并不是单纯比较功劳。毛泽东没有接受大元帅军衔，许多已经转到地方工作的老同志也不再参加授衔。滕代远此时主管铁路，又担任国务院领导职务，按照当时的原则，他没有进入授衔名单。 有人替他感到可惜。滕代远却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太重。儿子滕久昕曾问起父亲为何没有军衔，滕代远回答：“苏联和我担任同样职务的铁道兵司令员，军衔是元帅。” 这句话没有直接说明自己的想法，却把问题说得很明白：军衔有制度和时代背景，不能只看个人功劳，也不能简单套用别国标准。滕代远没有争取，正是因为他把眼前的国家工作看得更重。 1974年，滕代远病情加重，已经难以正常说话。他用颤抖的手在纸上写下“服务”两个字，留给孩子们的不是关于军衔的解释，而是自己一生最核心的信念。 特别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