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被日本拿捏的山东小城，如今逆袭成第一
农场里的红薯/受访者供图 初抵安丘，车窗外接连驶过的大卡车很快显出这个山东农业大县的与众不同。 车身上的大写英文字母MAERSK、COSCO，醒目地表明其作为海运集装箱的身份；而十字路口处，这些体型硕大的集装箱卡车南来北往，也显出此地商贸往来之繁盛。这个时候，路旁“世界的菜篮子”的标语和“蔬菜出口第一县”的名号变得直观而具象起来。 这些画面，既得益于市委书记口中“一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去年减免了鲜活鲜食农产品通行费一个多亿”，也离不开分管干部口中“一村一品、一镇一产业”的家底——于是，凌河的姜、辉渠的葱、官庄的蒜，柘山的蜜薯、石埠子的桃……就这样奔赴全国各地，去往日韩乃至欧美的9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一个县级市由此融入舌尖上的全球供应链。 农场里的葡萄/受访者供图 对地方发展而言，在农业上持续耕耘并非理所当然。 30年来，打造“工业强县”“工业强市”成为中国许多地方政府经济工作的重心，工业创造的大规模就业、GDP税收，对地方发展举足轻重；而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的另一面，是进一步削弱农业对地方政府的财税激励，农事成为很多人心照不宣“重要但光花钱不挣钱”的苦差事。社会地位上，农民和农业也多年被边缘化，农民起早贪黑种地，盼着儿女不再依附黄土种地为生——农业由此成为“爹不疼娘不爱”的行当。 但在安丘，初来乍到者亦能感受到农业在这片土地的扎根之深。 那是一种不同于工业城镇的市井风貌：乡镇街道上，农产品冷库、农产品集市、农资店一条街，农业配套密密匝匝；城区里，与农业相关的管理服务机构也密集而显眼。一间半旧的厂房，一问老板，经营20多年了，日本711便利店里的南瓜片，他是供应商…… 在安丘农展馆，一份电报显示，早在新中国初期，安丘的大黄芽白菜、大葱等农产品就曾作为给斯大林的寿礼“出口”到海外/南风窗 施晶晶 摄 在安丘，农业不是夕阳产业；在发展路径的选择上，安丘也没有轻易改弦更张。 这考验地方主政者的眼光和判断。谈及安丘的发展思路，市委书记乔日升对南风窗说：“抓工业也好，抓农业也好，抓服务业也好，我们得像老中医一样，看明白一个地方适合发展什么，抓哪个事儿能释放出生产力，能把老百姓增收抓出来，能把地方的人气聚起来。” 对安丘来说，从主打生鲜原材料生产，到如今的食品工业产值占据半壁江山，再到全域推广有机生态农业以凸显品质，农业是一条不断向前延伸的发展路径。在工业化浪潮中，这份笃定不全然因为“自然禀赋如此”。 8月底，南风窗前往安丘，在和农户、企业主、干部打交道时，一个反应出人意料。 他们不约而同主动提及甲醛白菜、泡药杨梅等食品安全事件，他们对“质量安全”而非“经济账本”的优先关切显得不同寻常——而这正是安丘在地方实践里切中的要害。在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牵引下，这项工作成为一个关键起点，安丘最终要叩问的是一个更宏大的发展命题：当工业成为县域经济的主轴，农业还能不能成为一个有竞争力的增收产业，给农民和地方以发展的机会和体面？ 与农残的漫长斗争 吴卫东第一次走进日本超市，就被货架上的大葱价格惊到了。 那是1996年。忆及当时，吴卫东仍然啧啧称奇：“那个大葱，很贵。”3根大葱，要卖25块钱人民币；而在当时的安丘，这笔钱买下的大葱，能把一辆小型拖拉机的后斗装满。 在那个外贸还很新鲜的年代，吴卫东做了3年蔬菜出口生意，尝到了头啖汤。但站在日本超市的货架前，他第一次目睹从老家地里收来的姜葱蒜，可以在对岸卖出怎样的价格。悬殊的差价，意味着诱人的商机。 商机很快随着中国“入世”放大，安丘也抓住了全球市场的开放窗口，让越来越多的蔬菜走向世界。鼎盛时期，吴卫东一个星期少说也要发出十几个集装箱。 起初，一切似乎轻而易举，然而，浪头翻起的时候有多高，落下的时候就有多惨痛。 2006年，日本实施《食品中残留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》，收紧了进口食品中农药残留的监管。一下子，中国大量出口农产品因为农残超标被退回，企业损失惨重。2008年河北“毒水饺”事件之后，日本对中国食品的信任骤降，也波及安丘。落到吴卫东这里，“半个集装箱都卖不掉，一下子把我们打到低谷。” 安丘路边农资店墙上的标语提示着：改变种植习惯。在安丘，减施化肥增施有机肥成为全域倡导的方向之一/南风窗 施晶晶 摄 这些久远的食品安全事件教训依然深刻，国内新近的甲醛白菜、泡药杨梅风波与之类似，都致使整个行业一损俱损。吴卫东亲历着市场的大浪淘沙，充分认识到食品安全不只是个人道德问题，它攸关企业存亡、产业兴衰，牵动着一个区域的经济命脉。 对安丘来说，出口退单的外部压力并不会自动带来更有秩序的市场，无论是重罚单个违规企业杀一儆百，还是换个监管尺度宽松的国家出口，都不是长久之计。为此，摆在安丘面前的考验是：如何把外部市场压力转化成对内的公共治理能力，做长期来看正确的事——把质量安全的规范，沿着供应链一路传导至田间，让“整个产区”生产出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