钱学森之子曾感叹：如果当年父亲留在美国，我恐怕不至于到34岁才大学毕业
上海愚园路往西走，过了静安寺，有一条叫“中一村”的老弄堂。 弄堂不宽，两排三层小楼面对面站着，红砖外墙，木框窗户，有些窗台上还摆着几盆半死不活的绿植。晾衣竿从这头伸到那头，床单、衬衫、小孩的校服，花花绿绿地挂了一排，风一吹就哗啦啦地响。 弄堂口有个修鞋摊，老师傅七十多了，每天上午九点出摊，下午四点收摊。他在这儿修了四十多年的鞋，弄堂里哪家搬走了，哪家又搬回来了，哪家的孩子考上了哪所大学，他都门儿清。 但他不知道的是，就在他摊子往里数第三栋楼，二楼那间朝南的屋子，曾经住过一个七岁的小男孩。那个男孩从这里出发去了美国，又在七年后从这里重新出发，走进了另一段完全不同的人生。 那个男孩，叫钱永刚。 他的父亲，叫钱学森。 1955年9月17日，旧金山港。 一艘叫“克利夫兰总统号”的邮轮停靠在码头上，船身漆成白色，烟囱冒着淡淡的灰烟。码头上人来人往，有送行的，有接人的，有扛着大箱子小包裹的，嘈杂得很。 钱学森一家四口站在甲板上。 他那时候四十四岁，穿着灰色西装，领带系得规规矩矩，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。妻子蒋英站在他旁边，一只手搭在栏杆上，另一只手拢着被海风吹乱的头发。七岁的钱永刚拉着五岁的妹妹钱永真，两个孩子趴在栏杆上往下看，看码头上的汽车、行人、还有远处旧金山高低起伏的街道。 船慢慢离了岸。 钱永刚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“回国”，什么叫“离开”。他只知道船开了很久，回头还能看到海岸线，就好奇地问父母，为什么走了这么远还能看到陆地。蒋英摸了摸他的头，没有多说什么。 这个七岁的孩子不知道，他的父亲为了登上这艘船，已经等了五年。 早在1950年，钱学森就准备回国。那时候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已经是终身教授，在喷气推进领域是世界顶尖的科学家，美国军方把他当作“一个人顶五个师”的人物。他要走，美国当局不干。 先是限制出境，然后是被拘留，再然后是长达数年的软禁。他在洛杉矶的家里被监视，电话被监听，信件被拆检。出门有人跟着，连去超市买个东西，后面都有一辆黑色的车不远不近地缀着。 这种日子过了五年。 直到1955年，中国政府通过外交谈判，用朝鲜战争中的美军战俘换回了钱学森。这个消息传到洛杉矶的时候，钱学森正在家里看书。他放下书，走到窗前，站了很久。 后来他告诉妻子，收拾东西，准备走。 他们走的时候，带的东西不多。几箱子书，一些衣物，两个年幼的孩子。钱学森在美国二十年的学术积累、人脉关系、优越的生活条件，全都留在了身后。 那艘船在海上漂了二十多天。 钱永刚在船上度过了七岁生日。没有蛋糕，没有蜡烛，母亲给他煮了一碗面，卧了一个荷包蛋。他吃得很开心，因为船上的饭不好吃，母亲煮的面比船上的饭香。 船到香港的时候，他们换乘火车北上。罗湖桥很短，走几步就过去了。但钱永刚后来回忆，他记得过桥的时候，父母的表情跟之前不太一样了，像是松了一口气，又像是绷得更紧了。 七岁的孩子读不懂这些。 他只知道，从那天起，他的人生换了一个地方。 回国之后的钱学森，一头扎进了工作。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筹建，他当所长。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，他当院长。导弹、火箭、航天，这些今天听起来很宏大的词，那时候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画的。 钱学森每天早出晚归，有时候一连好几天不回家。他的工作高度保密，连妻子蒋英都不完全清楚他在做什么。孩子们就更不知道了。 钱永刚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，就是一个字：忙。 早上他还没醒，父亲已经出门了。晚上他睡着了，父亲还没回来。偶尔周末父亲在家，也是坐在书房里写东西，桌子上铺满了图纸和文件，堆得像一座小山。 家里从来没有过“爸爸辅导功课”这种事。 蒋英一个人管两个孩子，还要兼顾自己的声乐教学。她以前是欧洲留学回来的女高音歌唱家，回国后在中央音乐学院教书。但她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，比丈夫多得多。 钱永刚后来回忆，父母在家里很少跟他们讲大道理。没有“你要好好学习”“你要报效祖国”这种话。父亲就是每天埋头干活，母亲就是每天认真教书。孩子看着父母怎么做人，自己就学着怎么做。 这种教育方式，说不上好还是不好。 它养出了一个独立的孩子，但也意味着这个孩子很多事只能自己摸索。 1966年，钱永刚十八岁。 那一年，他本该考大学。 按他的成绩，按他的家庭背景，按正常轨迹，他应该走进某所大学的校门，选一个专业，读四年书，然后分配工作。这条路在当时的中国，是大多数干部子弟走的路。 但1966年不是正常年份。 那一年夏天，学校停了课。高考被取消，大学停止招生。整个国家的教育系统像是被人按了暂停键，所有的学生都停在了原地，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走。 钱永刚站在那个暂停键上，看着原本清晰的前路一下子模糊了。 他没有大学可上了。 十八岁的年纪，放在今天，高中刚毕业，正是一脚跨进大学校门的时候。但在1966年，他面前没有校门可跨。前面是一条断了的路，后面是已经走完的中学。 他只能选择往旁边走。 那一年，他报名参军。 入伍通知
